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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历史上首支成建制维和警队在南苏丹的故事!
作者:admin  日期:2019-08-14 01:23 来源:未知 浏览:

  原标题:安徽维和警队在南苏丹来听他们的精彩故事(组图)为更好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国际维和行动,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政府自2000 年开始,派遣民事警察和防暴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8 年来,由

  为更好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国际维和行动,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政府自2000 年开始,派遣民事警察和防暴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8 年来,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组织牵头,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参与,我国先后向东帝汶、阿富汗、波黑、科索沃、塞浦路斯、利比里亚、苏丹、南苏丹、海地等9 个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共派出维和警察2626人次,展示了中国警察良好形象、促进了国际警务交流。

  2016 年6 月,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安徽省公安厅开始筹划组建我省历史上首支成建制维和警队。

  经过省公安厅、公安部和联合国的层层选拔,2018 年1 月9 日,中国第七支(安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正式获准成立。警队队员共计12 名,其中11 名来自安徽省各地公安机关,1 名来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11名我省队员来自多个业务警种,平均年龄38岁,其中有3人具有维和经历。

  2018 年4 月21 日晚,12 名维和队员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带着全省6 万民警的祝福和期盼,从首都机场飞向南苏丹,豪迈出征!

  队员们背负着祖国的重托,远离亲人,不辞辛劳,在赤道黄沙的非洲大陆,在矛盾错综的任务区,投入紧张的维和工作。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有时忙得一天只吃上一顿饭,只休息四五个小时,不顾环境的恶劣,始终战斗在一线,赢得了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联南苏团)和外国警察同行的一致认可,展现了大国维和警队的风采和担当。

  2019 年4 月22 日,安徽维和警队圆满完成任务后启程回国。如今,他们已经休假后返回原岗位工作。其中一位队员张凯通过申请再次重返南苏丹继续执行维和任务。

  自2018 年4 月27 日抵达南苏丹首都朱巴以来,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岗前培训阶段。培训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任务区mandate(联合国授权)、任务区背景知识、任务区安全形势、人权状况以及联合国相关规章制度、维和警察的任务、难民保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在培训中发生了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一天,一名来自某东南亚国家的培训教员向大家介绍维和警察在难民营的工作情况与难民们在难民营的生活情况。面对在场的12 名中国警察和3 名坦桑尼亚警察时,他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到这里是为了什么?你们还不是为了钱吗?钱对你们来说才是第一位的。

  当他自认为切中要害,暗自得意时,我们的队员孙鹏果断地举起了右手,回答称:“对于我们中国警察来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道义和国家的荣誉!”其他的中国警察也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掷地有声的回答,让这位警察措手不及,满脸通红,他搓着手尴尬地连声说:“OK,OK,OK!”三名坦桑尼亚警察纷纷向我们投来钦佩的目光。

  我为我们的队员们有坚定的信仰而点赞,为队员们有正确的维和观而叫好,为队员们敢于亮剑、敢于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而喝彩。作为一名有过维和经历的民警,我知道类似这样与外国警察在观念和认识上的冲击和碰撞,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还会遇到,比如在一些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问题上还存在不同认识。但我相信队员们一定能够秉持我们国家一贯的、正确的原则、立场和态度。

  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自豪于在迈入“新时代”以后,在海外我们能更加爱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给我们带来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自信心。作为警队长,我感觉很自豪,自豪于我们的队员能够真正树立了正确的“维和观”。维和观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义利观。我们的队员来维和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帮助任务区的人民实现和平、正义和尊严,是为道义和荣耀而来。作为一名维和警察,我感觉很自豪,自豪于我们能够代表祖国和人民,作为中国的文化和外交使者,履行大国责任和担当,维护世界和平,追求公平正义,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

  在东帝汶参与维和任务中,如果肚子饿了,可以在当地的商店买点东西充填。可在南苏丹,饿了就必须忍着。因为在那里,由于战乱,难民在难民营里等待着物资的发放,因此一件衣服、一双鞋、一床毛毯都会成为被抢劫的对象。

  去年6 月,我到瓦屋附近的难民营参与维持当地治安后没多久,就接到了一起警情,报案的是一名孩子,案由是被同在难民营的居民抢走了一双拖鞋。接到报警后,我和两名维和防暴警察开展工作,顺着孩子的指引很快找到了嫌疑人。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比想象中更复杂。走进嫌疑人所在的难民营的棚子内,里面围坐着十几个青年,穿着远比一般难民好,当看到维和警察出现时,他们没有一丝慌张,其中一人上来直接扇了孩子一巴掌,当我们准备上前控制此人时,他反抗激烈,围坐的十几名青年也从被子里掏出棍棒等物准备上前应援。由于在非执法任务区不能配枪,我们退了出去。

  我当即联系了快速反应部队,等到大批警察赶到时,棚子内的十几名青年人早已逃之夭夭。过去在难民营内,这类事情可能就到此结束,但是他们这次遇到的是中国维和警察。分析当时的情况和嫌疑人的衣着,此人平时应是个惯犯,且居住在难民区内,肯定还会回来。在等待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封锁了四个路口,再次带着持枪防暴警察冲了进去。那时再见嫌疑人时,他表情惊愕,万万没想到我们中国维和警察杀了个回马枪。

  在难民营内如不涉及重大的违法犯罪,一般就要求归还调解处理,但是因为嫌疑人经常犯案,据当地居民说一直是难民营内难以铲除的毒瘤,为此我不仅让嫌疑人归还拖鞋,还专门制作审讯笔录,并将嫌疑人转交到当地的警察局,要求按照当地法律严惩。希望让当地的百姓们知道,我们虽然是短期维和,但是仍然会认真履职,给守法者以信心,让他们对联合国的维和警察有信心。

  2018 年6 月1 日上午11 点,我和另一名队友章萌搭乘联合国航班来到南苏丹上尼罗河州首府马拉卡,这个地方已经好久没有中国维和警察工作过了。随着身边各个国家的人员陆续被接走,一辆标着IGAD(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标志的车子,停在我们面前,一个精干的人跳下车子,得知我们是中国维和警察后,二话不说,把我们拉到他的宿舍,安排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一碗胡萝卜鸡蛋面,这个人正是陈将。晚上,另外二名中国军人陈超、王安旭在面积只有八九平方米的集装箱宿舍里做了四个菜:高压锅牛肉、炒包心菜、四根煮大红肠、洋葱炒鸡蛋。这比国内任何一桌菜都要美味,欢呼雀跃中我们饱餐一顿。

  马拉卡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带了钱也花不出去,蔬菜奇缺,经常是洋葱土豆比牛肉贵,包心菜换算成人民币50 块钱一颗,我们连烂叶子都舍不得扔,晚上只能看着国内带来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画饼充饥。刚开始,由于大件行李没到,马拉卡基地里又没有任何商店,有钱买不到东西。中国军人从他们有限的物资中,给了我们一些包心菜、鸡蛋、酱油和一个大水桶,解决了生活急需。

  我们住的地方相距不远,随着经常走动,我们逐渐熟悉,他们个个都专业、精干、身手不凡,且低调、朴实、沉稳、内敛。他们的任务是在维和任务区负责协调、监督交战各方遵守停火协议,观察特定地点形势。陈将,精明睿智,曾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维和过,对地区形势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分析,每次和他交流,总能开阔眼界。陈超,著名的部队大学老师,气质儒雅、从容不迫。王安旭,来自基层野战部队的优秀军官,机智幽默、活力四射。他是第一个到马拉卡地区的中国军人,白手起家,生存能力强。可以想象到,他一个人刚到这里时,在马拉卡近似原始的环境里,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打开了工作局面。端午节晚上,下着大雨,他穿着雨衣给我们送来从朱巴带来的两个粽子,令人感动不已。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相约回国再见。

  2018 年12 月13 日,在朱巴地区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难民营里,晚上7 点对讲机中传来了紧急报告:“各单位注意,3 号营难民联防队抓获一名携带手雷不明人员,请立即前往处置!”我和同事艾瑞克抓起防弹衣,赶忙联系防暴警察一起驱车前往现场。24 小时处置突发安全事件,这是维和警察威胁评估组的工作之一。在车场我见到了在负责朱巴维和警察行动处的警队成员张凯。

  广场的一角,一群人手拿标枪、木棍围聚在一起,那正是我们此行要找的难民自治联防队员。我和艾瑞克连忙指挥卢旺达防暴警察扶起地上被捆的嫌疑人,戴上手铐押进了威胁评估组的车子。张凯和其他警察向难民自治联防队负责人比勒和其他联防队员解释着联合国关于处理爆炸物的一些程序。然而因为一些原因,排雷专家始终未能赶到。这是一颗俄式F-1 碎片式反步兵手雷,内装60克高爆炸药,有效杀伤范围为30 米。手雷的安全栓已经不见了,分离后的雷体爆炸部裂开了口,“看着”几个没有任何防爆、排爆装备的维和警察。

  “让我来!”中国维和警察张凯打破了沉默,“我来拿着手雷,威胁评估组的人负责押解嫌疑人。”“可它随时会发生危险”,俄罗斯警察亚历山大对张凯说。“必须有人来带走手雷,排爆人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多在这待一分钟就会给难民营带来更多的危险。”张凯说。经过短暂的商议,张凯和亚历山大决定分离雷体和引信,由两人分乘两车将爆炸物移至空旷无人区域,等待埃塞俄比亚步兵营专业人员。

  防暴警察们用盾牌分开愤怒的、看热闹的、抗议的难民人群。为了消除难民营安全威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维和警察在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捧起了雷体和引信,在防暴警察护卫下撤离出了难民营社区中心,并最终在难民营西门军事哨塔附近,将其安全移交给了埃塞俄比亚步兵营的专业人员。

  我工作的地点是位于南苏丹上尼罗河州首府的马拉卡,在那里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次我和王军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当地有一位妇女病倒在地上。在培训的时候有建议,如果不是发生案件,维和警察最好不要将生病的人送到医院。作为中国警察,长期坚守的教育和职责,我们认为人的生命至上,于是我和王军将该妇女抬上警车,在其家人和防暴警察的陪同下,将她送到了医院。当地医生说,如果迟一点送来就有生命危险了。他们家属也认为我们中国维和警察是有担当的。

  除了在城里巡逻,空中巡逻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每周都有维和人员乘坐联合国飞机,到比较偏远地区,与当地的警察进行情况交流和合作。2019 年3 月,我被安排参与空中巡逻。在此之前,3 月5 日的马拉卡的空中巡逻安排因为飞机机械故障被推迟到3 月15 日,当时排到我的时候,恰好我在轮休,就安排了另外一批国外的警察去参与空巡。就在当天我们在营地休息时,听到塔台报告,3 月15 日当天的飞机发生了坠毁,这个消息在营地里造成很大的震惊。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是还是有两名维和警察和军事人员受伤,他们也用了很长时间才从那次事件中恢复过来。当时我就想,咱们在维和过程中,时刻都承受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在心理上也做好了准备。

  去年8 月13 日上午,我正在朱巴3 号难民营内巡逻,发现了营内与平时不同,异常安静。难民营里共住3 万余人,根据部落划分了不同街区,平时熙熙攘攘的营内,此刻却异常平静,大人们表情紧张,不时有人小声议论着什么。就在几天前,难民营中的一名孩子盗窃了一部手机,手机的主人发现后抓住孩子,一顿暴揍,抢回手机。随后,难民营自治机构介入调解,事情本应该至此了结,但是因为孩子和手机主人分属马佣和卢布科纳两个部落,本就有摩擦的部落,因此事矛盾更是升级,虽然被维和警察劝说多次,表面上略显和气但实际却都憋着股气。

  看着营内的异常,还没准备上报,突然营内各处的人群如潮水般迅速聚集,向难民营出口涌来。他们大多是青壮年,手持砍刀、铁棍和木棍,叫嚷着冲向门口。我顿时明白了,早晨的平静只是骚乱开始的酝酿,看此情景是两个部落准备到门口空地进行械斗。按照规定平时难民营出口处有2 名维和警察、10 名防暴队员和当地的保安人员负责维持秩序,而那时,见情况不对,当地的保安人员早已不见身影,维和警察和防暴队员们用双手拦住平时仅允一人通过的小门,但是随着人越聚越多,铁门经不住人群的挤压开始变形,维和警察和防暴队员们的呼叫声更是淹没在愤怒的叫喊声中。

  我们在拼命劝说青年们放下刀、棍,赶紧回来,人群中还有位年迈的母亲,可是最后她并未拉回早已在愤怒中迷失的儿子,几分钟后,孩子被同伴抬回难民营,已经没了气息。虽然在快速反应部队增援下,两方部落被拉开,但此次两百多人参与的械斗,共造成数名难民死亡。在这场共持续14 天的骚乱中,最后以马佣部落整体搬离3 号难民营画上句号。总人数较少的马佣部落迁徙至由南苏丹政府维持秩序的难民营内,一方走了,骚乱平息了,年轻的小伙们又恢复平静,而那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独自一人在营内常常流泪,她的孩子永远都回不来了。

  在那次骚乱过程中,我们没有一位维和警察要求调整岗位,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能给胸前的五星红旗抹黑,最终完成了事件的圆满处置。

  来本提乌任务区已经一个月有余,无论是难民营的早中晚班巡逻还是难民营大门的上下午班,所接触的案子也基本上是难民之间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引发的吵嘴打架。但是一天凌晨的夜班,这一印象被彻底打破,也让我认识到了南苏丹安全局势的严峻性,死亡就在一瞬间。

  凌晨3 时30 分,我和搭档Suleman 刚刚结束巡逻,正在难民营的一处车内待命。突然,两声沉闷短促的枪声划破雨季的夜空。我们正准备和身边的加纳防暴警察前往枪声地一查究竟时,一拨防暴警察,目测超过50 人急匆匆朝我们走过来。难民营内照明条件不佳,无法辨别是敌是友。没等多考虑,这帮人已来到巡逻车远光灯的范围之内。原来他们抬着一名满身是血的受伤男子,激动地向我们挥手,并说抬着的男子受枪伤,需要我们用巡逻车立即将其送往医生无国界医院。

  我们连忙打开后车门,帮助其上了后排座垫,一路风驰电掣,驶往医院。途中车上,无人说话,甚至受了枪伤的男子也没有电影里痛苦的呻吟声。五分钟不到赶到医院后,大家手忙脚乱地将男子抬进医院,回到车内打开车顶灯,后排座垫满是鲜血,触目惊心。这边还没喘过气,医院门口传来女人悲痛欲绝的哭声,医院宣布该男子死亡,身上两处枪伤,一处左胸,一处左腿。

  接下来,我们赶紧返回犯罪现场,寻找目击证人。三名枪手可能是从难民营周围的围栏破洞处进来,目标直指住在难民营里在机场运输部门上班的联合国当地雇员。强行进入被抢者家后,枪手持枪抵着联合国当地雇员,要钱、要鞋、要无线电手持台。该雇员毫不畏惧,大声呼救,引来隔壁邻居。三名劫匪慌忙逃窜,难民们紧追不舍。三名劫匪为了脱身,朝追赶的人群开枪,该雇员的邻居身中两弹,倒在血泊之中。

  维和警察在任务区的前三个月必须在平民保护营俗称“难民营”工作。在这里,除了每天刺眼的阳光和饥渴的大地之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难民营里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了。记得我刚上任的第一天,一个瘦弱且腼腆的黑人就主动过来给我一个熊抱,用英文念叨着“中国警察,太好了!”那股“莫名其妙”的热情劲让初到非洲的我还真的有些不适。旁边的土耳其同事笑着对我介绍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火焰翻译”约瑟夫。

  约瑟夫,今年21 岁,是南苏丹少数民族罗尔族人,2016 年高中毕业那年父亲死于战乱,2017 年4 月他离开53 岁的母亲和两个农民哥哥,从35 公里外的坎杰纳县来到瓦屋求学,居住在瓦乌难民营。刚开始,他很努力地学习和生活,并在当年就考上了位于马拉卡的一所大学,但是因为该大学不提供宿舍,当地又解决不了住宿和生活问题,只能放弃。之前部署在瓦屋的中国维和人员为他们带去安全,把他们当朋友一样尊重。还鼓励他努力读书,给他讲述外面世界的精彩。慢慢地,约瑟夫眼中重新涌现出了火焰,他喜欢和中国人一起聊天,喜欢中国文化,甚至请求我教他写中文名字。

  作为一名翻译志愿者,他除了去参加学习培训班,其他时间几乎都扎根在了执勤点,和联合国翻译一起协助我们工作。在其他人闲聊时,他则会在旁边学习。一旦任务到了,只要你轻轻叫一声,他就会立刻大喊一声“Yes, sir”然后整个人就弹了起来投入到工作中去。当我问他是否害怕被打击报复时,他坚定地回答:“虽然只是志愿者,但我也是联合国的一员,我的职责就是要和那些坏人斗争,协助你们维持好秩序,我不会害怕他们的。就是受伤我也不会后悔。我做的这些是为了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明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会和中国一样强大”。

  2019 年2 月,我们在瓦屋的联合国警察基地的一些同仁们凑了一些钱,送约瑟夫到朱巴的大学就读,终于帮助他圆了大学梦。

  2007 年至2008 年,我曾在非洲赞比亚的一家中资企业里做过两年的翻译。2009 年回国后,我参加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本以为此生再无机会触摸非洲大地,9 年后,却通过选拔顺利成为一名联合国维和警察,带着全新任务回到非洲。

  刚到南苏丹首都朱巴时,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背着AK-47 步枪、扛着火箭筒的人,就连皮卡车车厢里拉的也不是货物,而是重型机关枪。到了任务区城市本提乌后,我发现这里的情况更糟糕,极度的贫穷滋生了大量的犯罪,很多矛盾冲突的根源可能就是一斤高粱、半斤油或一条可以保暖的毛毯。尤其是到了当地的雨季,难民营里每天都有持枪抢劫案件发生。

  根据任务区规定,维和警察需要先在一线巡逻三个月才能竞聘指挥岗位。但因在国内交通事故民警岗位练就的火眼金睛,加上工作积极主动、表现出色,一个半月后,我被破格调入案件评估队(类似国内的刑警队)。不久,又在和其他国家维和警察的比拼中脱颖而出,竞争获得队长职位。维和期间,我爱人诞下我们的第二个宝宝,不能伴其左右让我更加关心所在难民营的权益。

  去年10 月17 日凌晨2 点,本提乌10 岁小女孩巧蒂尔的母亲,在难民营“家里”生下第三个小孩,母亲又累又渴,让巧蒂尔去叔叔家里借点红糖,烧点水暖暖身子。巧蒂尔出门不久就遇到了四名劫匪,两个人扛着AK-47,一个人拿着长矛,还有一个人扛着布袋和手电筒,被枪抵着后背,瑟瑟发抖的巧蒂尔无奈下只能原路返回。

  回到家,四名劫匪不顾巧蒂尔妈妈的苦苦哀求,拿走了她家仅剩的几斤高粱和两条毛毯。就这样,没有可以取暖的毯子,一家人冻得瑟瑟发抖熬到天明。天亮后,巧蒂尔跑到村长家中,用村长的电话报了警。我带着队员赶到了巧蒂尔“家”时,她母亲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非常虚弱。看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和惊魂未定的妈妈,那一刻我内心非常愤怒和难过,下定决心一定要抓到这几个劫匪。没过两天,根据线报我们很快成功抓获了四名劫匪。我带着照片,让母女俩辨认嫌疑人,当她们确认是当天劫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那一刻,我觉得虽然离家万里,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富贵,是我和中国维和步兵营战士们在难民营外围武器禁区巡逻的时候。巡逻中途休息时,一个脑门大大的、嘴唇厚厚的非洲小孩怯生生地凑了过来。“刘富贵!”一个战士突然喊了一声,“到!”那个小孩立即立正,字正腔圆地回答道。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战士们后来告诉我,在他们日常外围巡逻时,这个小孩会经常凑过来搭话,时间一长,与他们都熟络起来。战士们于是给这小孩起了个中文名,叫刘富贵。

  看到我们在议论他,富贵兴致突然高涨起来,为我们表演了一套“中国功夫”。还别说,他练得有板有眼,一套拳打下来,既有起手式还有结束动作,挺像那么回事。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糖,在联合国任务区,尤其在难民营里,原则上不应该在工作时间给小孩糖果零食之类的东西。富贵属于比较聪明的那种,仿佛看出了我的顾虑,接过糖之后,回头一看没有其他小孩,直接塞到嘴里,一蹦一跳走开了。

  我第二次见到富贵,是在难民营大门口执勤岗位附近。富贵穿了一件新衣服,看到我在看他,他咧嘴一笑,也认出了我。我夸了一下他的新衣服,他很高兴,非要我给他拍一张照片。前三个月的维护难民营任务很快结束,我被调入总部开展信息化项目化建设,大半年时间里没机会再见刘富贵。就在这次维和任务结束的前十天,安徽维和警队联合中资企业在难民营内给当地女足队员们捐献球衣球鞋。突然有个小男孩拉了拉我的衣角,正是刘富贵,本来我还打算专程去和他道别的,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

  得知我即将结束维和任务回国的消息后,刘富贵一直瞥着队员们脚下的新足球鞋,吞吞吐吐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能不能也给他一双新球鞋?新球鞋都已捐献完毕,好在我来时带了一双球鞋,虽然不是富贵的码,但是对于时不时光脚走路的他来说,也算是个特别的礼物。我的孩子跟富贵差不多大,希望他长大的时候,能有机会再去看看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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